一个日本好人和一座叫南京的城

 一个日本好人和一座叫南京的城
2009年05月14日 16:46:14  来源:中新网


在《南京浩劫》(The Rape of Nanking)这本书的开头,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引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估算:如果把南京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,可以从南京一直拉到杭州,足有200英里长,他们的血液总重可达1200吨,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。

南京大屠杀发生72年后,一位有前途的中国青年导演陆川,用一部名字为《南京!南京!》的史诗般的电影,让这一段残酷、暴虐而惨烈的历史,重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。

这部电影之所以引致如此多的争议,在于片中人物。说汉语台词的中国人人物众多,也因此塑造得不够完整和立体,中国演员每个分掉了一些戏,最后每个人的故事都显得有些支离破碎。最有戏的,竟成了在战争中彻底崩溃的普通日本士兵角川。他贯穿全片,堪称男一号:他进入南京,开始是做屠城任务的一颗螺丝钉;他结识了一些南京人;他去寻找日籍慰安妇并有了初恋对象;他不断挣扎于所见所闻,他开始苏醒,参加了一次日军集体的祭天仪式;他用枪击姜老师来救其贞操,以及最终放了两个中国人,包括一个象征希望的小男孩小豆子;他最终自杀于南京城外。

陆川在解释角川这个切入点时,引用了《魏特琳日记》,里面记录了魏特琳女士曾经见到的一位上过教会学校的日本兵,他厌恶战争并想要帮助中国人。但我想,这个日本好人的出现,不会这么简单。不能排除这个大胆假设,这位日本好人所谓的人性微光,在某种程度上救了陆川的这部电影,让它得以顺利面世。

多年来,日本始终是亚洲区最大的电影市场。1995年,吴子牛的《南京 1937》做过类似的尝试,他以一个日本慰安妇的角度切入,进入了日本院线,但在国内一片指责声中匆匆撤下。14年过去了,新一代中国观众接受了《南京!南京!》的放映,这是非常意味深长的。一个中国导演,为自己找了一个看似原谅当年虐杀同胞者的褊狭角度,塑造了一位史上并无真实原型的日本士兵,不管这么做有多少大大小小的道理,不论是言说策略抑或探讨人性,好像都没有说服我。这到底是为什么?我确乎不能够理解。这就好像张纯如在她的书中,永远无法理解日本军队当年何以那样虐杀中国人。

人性是一个大水缸,里边可以装美酒,也可以装毒药。角川的人性,是虚构的、软弱的,如果存在,日本军队当时一定冠之为脓包的人性。角川是南京的贾宝玉,是一个小说人物,面对南京这座偌大的城和城下的累累白骨,他的性情太颗粒化,太小,太不足道也。他没有办法清洗或缓释南京之痛。

如果有人跳出来指责我:你要有理性,更当代,不可以这么感情用事!那么我要说,只许日本人对广岛和长崎感情用事,不许我对南京感情用事吗?只允许你家里有人死在1937年的南京,你对这个事情,才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吗?对一整座城的感情用事,比起对一个小说人物式的日本士兵的感情用事,孰轻孰重?

这类全世界人人看得懂的人性,或者说普适哲学,现在已成电影小国国际化、走向国际市场的常见手段。但它在南京这个具体无比,涉及大批生命、深度情感的一整城的问题上,会变得虚无、懦弱、投机和不足道也。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历史与艺术的冲突。艺术家的巧思,在以历史的血液和骨骼组成的山体前,是应该像一只鸡蛋迎面撞去,还是像一只蚂蚁,啃出一条小隧道,钻进去?我欣赏前一种态度,因为它果断、决绝,且勇敢,它的勇敢,是一种连自己也不考虑在内真正的勇敢。这勇敢,曾经出现在拉贝先生和魏特琳女士身上。他们的人性,才是我所认为的有光芒的人性。(来源:日本新华侨报;作者:巫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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